吴妍——读梁晓声小说《泯灭》(2)

    这种文化的继承人或受害者之一的“我”因此而有如下表现：一，内心贪慕金钱却表现睥睨物质财富，在麻痹的状态下也确实表现出真实的“甘于清贫”的愿望（甘于清贫者多数是伪装，少数是麻痹，极个别是自觉自愿！）；二，渴望爱欲但又压抑自己，试图说服自己当“正人君子”而不成功；三，已经投入爱河之后却又无情无义、武断卤莽地抽身逃逸，怕负责任，因而伤害了吴妍的真情；四，想承担责任，实际上处于恐惧犹豫中；五，斯文扫地的特殊时代里保持着虚骄的自尊，却又无法克服在金钱面前的自卑，无法避免对他人的妒嫉。“我”的表现令人联想起基督教的“十宗罪”。
    面对吴妍，我同样也不愿和不必谈起金钱的种种好处。作为一般等价物，金钱是经济的基本元素。富有是美好的，不言而喻。但若有钱人以金钱为魔杖攫取更大利益时，金钱同样在为虎作伥，许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。吴妍就是其中一个。金钱的势力表现在翟子卿身上如果仅仅是物质也就罢了，不幸地还是思想，这就与有头脑的吴妍形成了直接和正面的对抗。
    金钱的势力是谋杀吴妍的直接凶手，而文化是间接的凶手。吴妍的死看似偶然，其实必然。她死于翟子卿对金钱的强烈欲望，而从文化的角度，吴妍怀了丈夫之外的男人的孩子，也是“该死”的罪行。吴妍的死是金钱和文化联手作案，一个是“狼青”，一个是“黑背”。(翟子卿豢养的两条狼狗，最终吃掉亲人。)
    能让人吁口气的是两方面的代表都向吴妍表示过忏悔。吴妍洗涤了“我”的灵魂，洗去了作为文化人的腐酸气息，作者对“我”的灵魂拷问极为严厉，篇幅很大。“我”最终得救，变得实在、宽容和健康。翟子卿在与“我”的观念冲突中几乎要征服“我”了，而最终未能得手，正是因为吴妍对“我”的精神支撑。吴妍就象一道符咒在“我”和翟子卿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。
    在接二连三的生意失败的打击之后，翟子卿回到吴妍身边，几乎是浪子回头。但对一个有思想的“拜金主义”者，吴妍这道“符咒”力量毕竟有限。文化的毒素使人精神委琐、个性消磨；金钱的毒素则使人贪欲膨胀、灵魂苍白。承受不住灭门之祸的打击，一向强健的翟子卿只有以疯人院为归宿，因为苍白的灵魂没有自我救赎的可能。
    当然从小说的角度，翟子卿、吴妍的死亡情节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，不足以支撑其背景寓意。如果情节安排上让吴妍承受的生存道德压力更加社会化一点，让翟子卿的失败更加人际化一点，让他们“身败名裂”而死，更能触动读者对文化和金钱的反思。两只狼犬象征意义固然好，却阻止读者的思路向纵深发展，只到唏嘘流泪为止。
    回到《泯灭》的主题，我要问：什么东西泯灭了？什么东西疯狂地滋长着？泯灭的都是真善美吗？滋长的都是假丑恶吗？
    其实未必。虽然当代社会肌体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，全民素质较低，空洞说教和物欲横流并列，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，文化观念上的思想解放还是卓有成效的。罪恶的贫困开始得到抑制和扭转，教育总体上走向平民化。《泯灭》的时代背景虽然不尽如人意，却也存在着希望。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也在变化之中，其虚伪正受到无情的亵弄，其专横正受到勇敢的抵制，其大而无当正逐步改变，其腐朽正受到清理。每个有良知的文化人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作出自己的贡献，甚至并不是自觉的。一个准开放的社会就能拥有一定的自我诊断和自我护理能力，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能自我治疗。这是我对人类的信心，也是对中国的信心。变化不等于泯灭，存在也不会无限滋长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度，人类群体的理性和良知决不会听任某些东西滋长到危及整体生存，但允许淘汰个体，这种滋长是被宽容的，是平衡和丰富的需要。永远与假丑恶斗争，但永远不要去消灭假丑恶，事实上也做不到。被假丑恶吞噬的个体是牺牲者，是值得纪念的人。
    谨以本文纪念吴妍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颜浩  1995.7.3.江阴